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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灾害叙事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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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杂志》2015年第三期

一、多重抗争与拯救模式

面对灾害时的被动承受显示出人在强大自然力量面前的无奈,但承受并非唯一选择,社会和个体的抗争是消除灾害或最大限度减轻受灾程度的约定行为。抗争既是主体对人之存在不屈意志的生动诠释,又是人脱离受灾状态实现自我解脱的拯救事件。从实际情况来看,现代小说中的拯救包括自我拯救与外在(他者)拯救,自我拯救表现为面对灾害及外来压迫的求生本能与自发反抗,外在拯救源自人的恻隐之心和制度文明,立足于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同时拯救的发生也不止于身体的脱困和复原,还包括精神的疗救或救赎。个体抉择与集体救助。遇灾逃荒本身就是灾民个体趋利避害的自救选择,逃虽艰难但仍有一线生机,留则魂守故土玉石俱焚。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中灾民逃往城市,主要为那里有粥厂施粥救人。一旦官府不思救助或救助不力,受灾群体就会将对灾害的反抗转移到对统治阶层的反抗,丁玲的《水》、匡庐的《水灾》、徐盈的《旱》中都描述了灾荒饥馑时期官府不思作为,生活奢靡,最终引起灾民的群起抗争。逢旱祈雨同样是农民灾时的抗争手段,也是基于文化习俗流传下来的约定习惯,巴人的《灾》、赵树理的《求雨》、马烽的《祈雨风波》、高建群的《雕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有祈雨现象的描写。若祈雨不灵而又条件许可,人们自然转向依靠人力或先进技术手段戽水抗旱、引水浇田。

就外在拯救而言,赵树理的《求雨》和康濯的《灾难的明天》展现了旱灾下政府主导的生产自救,开渠、打井、担水保苗,贷款、贷种组织生产,解决了无粮可吃的难题。《平凡的世界》和李尔重的《战洪水》描述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抗洪救灾行动。刘宏伟的《大断裂》中,林军生带领部队的特别搜救队,在救灾现场挖废墟、转移伤员、掩埋尸体,成为抗震救灾的中坚力量。拯救有时意味着对自我利益的放弃,甚至舍弃生命。《唐山绝恋》中,何亮在余震袭来时用双手托住了头顶滑落的预制板,救得他人脱险自己却埋身其中。刘凤城的《凤凰劫》和王离湘、刘晓滨的《废墟狼嚎》描绘了顾不上解救家人,奋力“搏杀”于掩埋他者生命的废墟之上的感人场景。心灵救赎与思想升华。灾害的破坏性固然能摧毁有形存在,同样能催生无形存在。其伴随的极致境况能让人脱离开日常眼光和常规成见,重新认识自我及其他事项,如生活、爱情、尊严、价值等,进而完成思想升华和心灵救赎。《大断裂》中刘火华遭遇地震头部被撞失忆,最终是关于爱情的图象密码帮助他恢复记忆,恋人秦丹阳在抗震救灾中的英勇牺牲,触发了其内心对放弃与成全的认同,此后三十年他陪伴恋人的照片坚守着精神世界的自足。同著中的韩蕙和刘大江因缘作弄未能结合,韩却陷入了不幸的婚姻当中。地震结束了韩蕙可恶丈夫的生命,震中经历让他们认识到争取自由幸福的重要,两人于震后抛开一切世俗的看法勇敢走到一起。张翎的《唐山大地震》中小登的返乡认亲,对于她以及家人都是一种精神释放,超越了怨恨、强迫性和原罪感。《唐山绝恋》中,周海光与杨氏姐妹阴差阳错的恋情生动的诠释着伦理亲情的纠葛与立足高远的放弃,爱情在此被升华为一种更大范围、更加宽广的对他人的爱心而走向永远;素云与黑子,一个是代表正义的警察,一个是恶的化身抢劫、强奸犯,当两人同埋于废墟下时,黑子在素云的舍身相救中完成了精神的新生,人性之善被唤醒。

二、文化反思与批判模式

批判和苦难是灾害书写中最为常见的主题模式,相比受灾群体的艰难困苦,灾害发生或程度加重对应的人为因素更令人憎恶。毕竟,天灾本难揣测,人祸实可避免,人的行为得当可以避免灾害发生或减轻灾害程度,个体面对灾害时的行为态度也能反映出人性的复杂乃至文化根性和社会文明程度。大体来看,现代小说灾害书写中的批判性反思包括人性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三方面,其所触及的问题已超出灾害本身进入文化审思层面。生存需求与人性丑恶。除去生命的终结,灾害最直接的威胁就是对人生活资料的剥夺,活命需求与资源匮乏的矛盾催生了“一切为了活着”的生存哲学,人的自私、冷漠以致残忍等负面因素在灾害的极致境况下展露无遗。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中,人们一窝蜂争抢登上粥船攫取维持生命的渣沥,因争抢激烈终致粥撒船沉。靳以的《人间人》中,逃难船在洪水中遇到落水者抓船求救,为求自保有人抽出佩刀斩断了攀援的手。《平凡的世界》和马烽的《村仇》写村民之间相互争夺水源而结仇,甚至致人死命。如果说生存性争抢迫于无奈,为满足欲望而攫取或侵占则展示了人性之恶,丑陋而落后的灾民意识极易使素养差的人走上犯罪道路。《灾难中的人群》和《丰乳肥臀》(莫言)中,有人在灾后以米票、食物为诱饵顺理成章的完成了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更为严重的是吃人行为的发生,吃人挑战着人性和文化的底线,显示了特定时代精神秩序的失控。灾害描述中的“吃人”行为形式多样,沙汀的《苦难》写灾荒年代以人肉充当牛肉叫卖;《雕像》中幼年的老高被换到别家用开水煮食是易子而食的例证;《温故一九四二》更对灾害中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等进行了综合呈现: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被一家农民收容后成为口中之餐。官僚本位与权力渗透。“政治在最广义上是人们制定、维系和修正其生活的一般规则的活动。”

它既包括实体性的国家机器,也包括精神性的观念准则和思想学说。政治在中国更多表现为一种技术操作性的权力控制、官僚本位和斗争哲学,显示出意识形态的弥漫性存在。丁玲的《水》揭露官府只知收税享乐不知修堤防洪,最终大水冲毁了家园。匡庐的《水灾》、徐盈的《旱》、欧阳山的《崩决》、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石灵的《捕蝗者》等作品,上层阶级借灾敛财,强征租税,欺压弱小,骄奢淫逸。沙汀写四川灾区的一些作品如《土饼》《苦难》《灾区一宿》《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代理县长》等,一边是灾民的生存艰难,一边是当权者喝酒吃肉、吞赈灾款、征税派夫的无耻行径。《温故一九四二》中,因蒋委员长对于灾害程度的有意低估,政府向灾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依旧不变,灾民即使卖田也不够交租子、军粮、赋税。政治批判既有前述的凭借地位垄断资源,也有依靠权力无限膨胀。陈忠实的《山洪》中供电局老李凭借手中的公权力欺压百姓引起公愤,以致他被山洪卷走被认为是老天有眼。平原上的歌谣》中,饥荒的原因并非自然灾害,而是上面不切实际的“把旱田变水田,淮北变江南”的行政指示。政治公共权力的介入同样会造成人对自然本身权利的漠视,雪漠的《大漠祭》、杜光辉的《浪滩的男人女人》、胡发云的《老海失踪》等都揭示了公权力与环境恶化的内在联系。

技术理性与唯利图式。现代性主导下的技术理性和工业模式,深刻改变着自然世界和人的观念世界,对科技神话的信服和对自我力量的确证,消解了前现代文化中人是自然的延续这一认识,不断强化着索取与征服的观念意图,造成一系列社会发展难题。张炜的《柏慧》中原本生机盎然、天蓝水清的大自然却遭到亘古未有的侵犯和伤害。海上钻井改变着海水的颜色,陆上矿井毁坏着平原,结果土地下沉海水倒灌,现代科技在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新的人为性灾难。事实上,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是无处不在的,它以超强的渗透力向现代都市的周边区域扩展,将原始乡野社会带入现代化轨道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荒野”之地的自然和精神生态。刘庆邦的《红煤》中,长期的狂挖滥采导致地表径流一天天下渗,造成红煤厂村周围自然生态的渐趋恶化。随着水资源的减少,河里没了鱼、虾、螃蟹,河坡里没有了花与草,村子山上的树木几乎死了一半,山林间没了水汽,也就没了灵气。哲夫的《天猎》、雪漠的《猎原》、杜光辉的《巴颜喀拉山的阿妈鱼》展示了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和金钱需求,违反自然规律聚敛财富引来自然报复的现世循环。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技术专制的强调和人的主体地位的塑造,导致欲望膨胀和利益崇拜盛行,“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自身贯彻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f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异化”,已经切实威胁到人类当下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深层观照与隐喻模式

隐喻的修辞功能重新定义了事物之间的关联,其作为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则在更广泛意义上参与了人类认识世界、描述事物的过程。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g德里达更将隐喻视为一切语言所共有的特性。隐喻作为间接的表述方式,通过比拟人事和意义转换赋予文本以精确的主题甚至创造意义。灾害书写中的隐喻超出对灾害自身以及人的行为态度和精神世象的描写,专注于表层意义背后的母题原型、思维(结构)模式及寓言警示。原型叙事与神话隐喻。灾害是自然现象也是文化现象,有关灾害的文化阐释和约定母题成为文学叙事参照拟仿的源域所在。在众多灾害类型中洪水无疑最具文化蕴含,世界各国的神话系统都演绎着洪水淹没世界,幸存者繁衍出新人类的创世原型。现代小说的水灾描写以对洪水神话的回应表达灭亡与新生的文化母题。《科尔沁草原》开篇讲到一个古远的传说:二百年前,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经历热灾、瘟疫、饥饿等磨难,在神的帮助下终于到达神秘的关东草原。虽然是集体逃生且缺少逃难的工具——方舟,然而这一群同样完成了繁衍后世的文化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鴜鹭湖人的“创世”寓言。莫言的《秋水》中,“我”爷爷从河北保定府逃到高密东北乡,成为这里最早的定居者,而当时东北乡方圆数十里的大涝洼,一到下雨就洪水漫天,作为开拓者的爷爷和奶奶颇似神话传说中大水灾过后繁衍后人的人类始祖。更为巧合的是,奶奶产下父亲恰在一场大洪水中,这似乎是在重演人之出生必与洪水相关的前世寓言。《小鲍庄》讲述的同样是一个与洪水有关的“创世”故事。小鲍庄的祖上被龙廷派去筑坝治水,某一年接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雨造成水灾,先人虽被黜官但觉对不起百姓,便到了鲍家坝下最洼的地点安家落户以赎罪,从此繁衍成几百口人的村庄。这些事例都可视为对原初洪水神话的仿写,意在暗示人的生存或灭亡与灾害紧密相关,甚至灾害业已成为民众生存的原型背景。水灾与个体梦境纠缠的背后,隐藏着民族记忆深处洪水肆虐、人类漂流的恒定图象。

二元对抗与结构隐喻。灾害作为自然现象是自然界的正常能量释放,因对人和社会带来损害才凸显其暴力化和负面性。因此,灾害进入人类视野后成为一种隐含着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建构,其后果也会在社会内部造成人与人的对立。二元对抗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思维形式,一度成为现代文学叙事的元话语和隐结构。现代小说灾害书写中的对抗既包括政治上的阶级对抗,也包括生活中的思想对抗;既有人与人的对抗,也有人与自然的对抗。前面所述苦难与政治批判中统治阶层为获取私利,运用自身位置的“合法性”或者政权的强制力量向灾民搜刮掠夺,这种不对等的社会地位自然引起灾民奋而反抗,争取生的权利。面对灾害,抗争与投机的分歧代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立(陈登科《风雷》);开发与废弃之间竟然上升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张抗抗《分界线》);拦海造田中间同样充斥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牛田洋》)。对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不断强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相对抗的理论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对立。作品呈现出的多是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以及人发挥主观力量战胜、征服自然的豪迈。如《分界线》中人群面对洪水的战斗豪情: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再来第三次、第四次洪峰,结果永远是被打败!新时期以来的灾害书写中同样延续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如郭雪波的《沙狐》和京夫《鹿鸣》中的垦田造成土地沙化,张抗抗的《沙暴》和姜戎《狼图腾》中的捕猎导致的沙化,《柏慧》和《红煤》中的过度采掘矿藏导致的自然报复等。灾害描写中对抗结构的稳固,造就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敌对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单向式与征服性,简化了灾害书写的叙事结构和主题深度。生态警示与寓言隐喻。生态预警小说是西方生态文学的重要构成,以预测和想象未来出现的生态灾难意象警示现在,又被称为“生态启示录文学”。布伊尔认为“预警性的启示录是当代生态文学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核心隐喻”。

中国的生态预警小说跨越生态文学和科幻文学两种文类,其传统有欠发达。这种虚构性表述如同中国的寓言故事,以假托比拟行使劝诫、讽喻、警世等职能,侧重意义隐喻。乌热尔图的《老人和鹿》以人和鹿的依存喻指人类和自然的深层关联,老人的死亡预示着破坏自然的行为必将殃及人类自身。江波的《发现人类》由人类灭绝之后的“比特文明”探究走向毁灭的内在原因,无休止的破坏导致人类居住的近地面变成了不适宜居住的领域,没有阳光,没有水,只有无尽的巨大沙暴。在确知自身必然灭亡之时,人类最终在一块金属铭牌上用特殊技术刻下了大百科全书和“请饶恕”的道歉语以告诫后来文明。金涛的《冰原迷踪》预测了人类依靠科技力量竞相开发南极后的危机景象:多国在南极开采矿产资源并建立了冰下城市,人口移居和冲洗宝石带来的用水需求促使人们利用太阳能装置融冰,结果加快了南极冰盖的消融速度,原本和谐安宁、富有诗意的南极洲冰崩地裂,暴雨洪水迅速吞噬了人类。正如生态思想家利奥波德所预言:“征服者最终将自我毁灭。一个裁剪得过于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界将毁灭裁剪者。”

现代小说借助文体优势和时代语境完成着对灾害的主题阐释和叙事设置,两者的遇合使得灾害书写作为文学现象日益为人关注。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j因此,在现代的时空框架内,无论是对于灾害的讲述、描写抑或思考,小说都应体现出灾害事件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尽管现代小说观照灾害的维度趋于多元,但小说叙事过程仍呈现出对灾害的简化定性,话语场中的灾害成为表达特定内涵的文化符码,由此造成灾害存在的事实化,灾害与人之关系的对立化,以及灾害书写艺术手法的单一化。顽强的实用理性决定了作家面对灾害时生存体验多于存在探究,感时忧国的激情使得灾害题材写作中情感的焦虑超出冷静的审思,美学上的动机要求遭遇现实阻击转而变成艺术的妥协和惯性表达。在全球化语境和反思现代性背景下,灾害的存在早已超出一己一地之限,其发生机制亦更显复杂,这对于小说意味着空间、责任和挑战,如何由“表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小说”推进到“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的小说”,k谋求灾害书写中见证时代、追问存在、诉诸美学的深度融合,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作者:周惠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小说评论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