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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特征与时空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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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杭州市2008、2016年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和平均最近邻距离方法探究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特征与时空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杭州全域文化创意企业呈多核心聚集分布,分布密度由市中心向外围圈层式递减;杭州文化创意企业沿交通干线布局显著,呈现连片蔓延形态。(2)杭州核心九区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分布存在一定差异性;信息服务业、设计服务业和教育培训业具有显著的高校指向性;文化休闲旅游业与现代传媒业则集聚于城区中心休闲娱乐地带;艺术品业和文化会展业集聚于文化艺术氛围浓厚地。(3)2008-2016年文化创意产业各类企业数量显著增加,且呈现外拓和分散态势。各行业的核密度明显升高,标准差椭圆面积由27.26km²增大到118.56km²。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大数据;空间集聚;时空格局演变;杭州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表“文化”和“技术/知识”高投入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等国家大城市快速兴起,跨界改造着传统产业[1]。中国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依赖非创新型要素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实现国家与地方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严峻的国际创新竞争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以创意创新为要素驱动地方三次产业全面提质,加速衍生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城乡产业升级与区域与城市繁荣的重要抓手[2]。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和分布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新近关注的重点,文化创意产业属于服务业范畴,中心地、集聚或集群理论可作为理论支撑[3],但是也有其区位与空间组织独特性。Florida、Scott先后提出了“3T”和“创意场域(CreativeField)”假说,以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分布因素为主线解析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组织[4,5];Johnston认为英国多样性或城市化效应对“轻”服务业专业化影响比“重”服务业的影响更大[6];Pancholi发现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地点营销已由物理方面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空间,这对群集知识集群非常重要[7];Emma等利用企业调查发现荷兰城市居民区中大部分经济活动受认知文化影响,经济活动集聚嵌入空间性一直受“本地蜂鸣(localbuzz)”及“超本地‘通道’(supralocalpipelines)”相互依存影响,由此认为居住区不仅要作为消费场所,还要作为更先进经济活动的生产环境[8];Molho等研究全球区域、城市和地区尺度的艺术画廊发现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艺术市场的历史中心,尤其集中在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苏黎世、香港和上海等几个城市的少数地点,多尺度的地理集聚模式都可以通过财富、城市和文化资产以及连通性等因素解释[9];Coll-Martínez等利用企业地理位置数据研究巴塞罗那大都市区创意产业(CIs)的集聚和共聚的程度发现CIs在短距离内比非CIs聚集得更多,并且每个CI个体都表现出高度集聚(特别是符号型文化创意企业);只有微型企业才会观察到CIs和非CIs的协同集聚,并且在符号型CIs部门之间存在显著共聚集现象[10]。Escalona-Orcao等研究西班牙大都市地区514个相对集中或集聚的创意活动密集区区位发现西班牙创意活动集聚主要受硬性因素影响,软性因子(宽容度等)并未起作用[11]。总体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位与空间组织研究都源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理论,强调对企业/产业和资本的区位、聚集和组织的解释。然而,经济地理学正朝着解决人类行为在确定城市和区域发展成效中的作用努力[12]。

文化创意产业侧重于文化、个性心理和群体代理,这些行为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导致城市和地区间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生差异,可以从心理文化行为模式理解城市和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类型和性质,并且这种集聚或组织是基于空间有限的合理性,并与制度和权力的性质、来源和演变有内在联系。于是可以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区域专业化和多样性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且在企业或创意阶层个体层面集聚与制度(文化中介)、社会背景之间相互依赖更胜于地理邻近、群集溢出和创意网络的作用。中国于2004年引入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并展开实证,其中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组织研究聚焦:(1)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如利用ArcGIS分析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分布格局和特征[13];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选择和演化的影响因素[14]。(2)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发展,以上海、南京为例讨论文化创意产业区演化动力重构大都市空间的机制[15,16];构建创新空间潜力分析框架研究杭州城市创新产业空间潜力[17]。(3)文化创意产业格局演变,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刻画浙江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并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18];基于圈层和核密度法研究杭州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变化特征[19]。(4)典型文化创意部门之于城市内部位置影响因素识别,如分析长三角工艺品与地方可持续发展发现特定文化传承和以社区为中心的生产具有强大的本地特征是长三角定制和快速响应的全球生产重要原因[20];利用GWR识别创意从业者和社会多样性间的空间非平稳关联发现城市内部创意者对社会宽容的关注[21];研究南京摄影工作室位置与创意设施关系发现摄影创意与景观设施、休闲和网络设施以及可达性密切相关,而与教育设施只有微弱关系[22]。现有研究多通过统计数据、普查数据或问卷数据分析全国、省/市或者产业园层面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特点[23]。鲜见重视微观视角大样本企业数据支撑的分行业文化创意产业时空演变研究。因此,运用大数据采集分析技术基于杭州市2008年、2016年文化创意企业大数据,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距离等空间计量方法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的时空演变,解析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演变规律,以期合理调控和优化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提升产业空间支撑城市转型的协整度。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以杭州市全域为研究区,区划以2016年底为准,包括9市辖区(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萧山、余杭、富阳)、2个县(桐庐、淳安)和2个县级市(建德和临安);市核心区只包括9市辖区。杭州市文化创意企业数据主要源自信用浙江网(),利用爬虫程序获取27万多家企业数据,包括企业名称、行业类型、注册资本、企业地址等属性信息。根据杭州市发布文化创意产业八大重点行业(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设计服务业、现代传媒业、艺术品业、教育培训业、文化休闲旅游业、文化会展业等)统计标准进行分类,对原始数据进行删选和剔出无效企业后共获取文化创意企业66535家。通过高德地图API接口识取企业坐标,对部分文创企业的空间坐标信息进行校对,获得地理空间坐标信息。并与截止到2016年杭州市工商登记数据进行抽样校对,确定数据的可靠性与权威性,继而使用ArcGIS10.2将企业坐标转化为企业矢量数据。

1.2研究方法

1.2.1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对点格局进行密度估计,反映点数据的空间集中程度。计算核密度的过程在搜索区内的点会有不同的权重,离格网搜寻区中心较近的点被赋予较高权重,而离格网中心较远距离的区域赋予较低权重;核密度值愈大表示点数据分布愈集中。

1.2.2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Standarddeviationellipse,SDE)是空间统计方法中能够精确揭示地理要素分布整体特征的有效方法[25],可以从重心、展布范围、密集性、方向和形状等多角度揭示地理要素分布整体特征及其时空演化过程。其中SDE中心反映要素分布整体在二维空间的相对位置(中心);依据椭圆曲线的面积、X轴、Y轴的标准距离和旋转角度等信息可以观察研究对象的中心趋势、集聚程度和方向趋势。

1.2.3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

平均最近邻距离能够计算同种类型POI的平均距离,刻画同类型POI的邻近度。利用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文化创意企业的集聚程度[26]。

2结果分析

2.1杭州市全域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发展现状

2.1.1形成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区扩散的多中心圈层结构。杭州全域呈现多核心聚集式分布,分布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呈圈层式递减。杭州市区文化创意企业62595个,占全市文化创意企业总数94.08%。杭州中心城区的文创产业集聚程度最高,形成以百脑汇科技大厦和西湖国际科技大厦为密度核心区向外围逐渐扩散的圈层结构,内部圈层包含浙江省政府、武林广场、浙大西溪校区附近区域,往外沿着天目山路、体育场路、莫干山路等向周边扩展。另外,滨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湖区转塘地区等是也是文化创意产业较为集中地点。

2.1.2杭州市文化创意企业沿交通干线分布且呈连片蔓延形态。杭州中心城区文化创意企业沿着交通干线密集分布,密度核心以文三路和学院路为据点向外围逐渐扩散,并沿地铁2号线丰潭路至武林广场中和路段分布。外围圈层从武林广场沿体育场路向东延伸到庆春路及附近区域,沿上塘高架、莫干山路向北延伸以及沿天目山路向西延伸,整体呈现连片蔓延的形态。

2.1.3中心城区外围的文化创意企业集聚区依行政中心分布呈离散形态。与中心城区相比,杭州外围城区的化创意企业集聚规模较小,离散分布在各行政中心周边;呈现明显的距离衰减性,即距离杭州中心城区越近的行政中心,其文化创意企业集聚规模越大,离杭州中心城区越远的行政中心,其文化创意企业集聚规模越小。如富阳和临安行政中心周边区域文创产业的集聚度高于桐庐,桐庐又高于淳安和建德。

2.2杭州核心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特征分析

杭州市信息服务、设计服务、文化休闲旅游、教育培训、艺术品、现代传媒、文化会展的企业数分别为27291、30787、6648、2989、998、2415、647个。估计不同行业文化创意企业进行核密度发现:集聚程度看,信息服务和设计服务的企业数量和集聚程度都较高,自高至低依次为信息服务>设计服务>文化休闲旅游>教育培训>艺术品>现代传媒>文化会展业。文化会展企业数相对较少,空间分布相对比较分散。

2.2.1信息服务业高密度区与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分布趋同,且区位具有高校指向性。杭州拥有全国30%的综合性电子商务网站和专业网站,已成为全国电子商务中心[17]。信息服务业集中度较高,呈明显的核心-外围圈层结构。信息服务业高密度区有三:最大集聚中心位于文三路及邻近的浙大西溪校区周边,另外两个位于滨江高新软件园和北部软件园。以浙大西溪校区北园和浙江外国语学院科学技术学院为核心,由文二路、文三路、教工路与马塍路围合区域,是杭州传统的文教区,表明该行业具有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区位偏好,主因在于高校能为其提供必要市场与专门人才。

2.2.2设计服务业集聚分布于城市主干道两侧,区位指向为智力源密集区。①设计服务企业总体分布形态看,仍位于靠近中心城区的地点,密度较高,呈面状集聚。近郊区域,主要沿主次干道带状分布;远郊区域呈点状分布,分布密度最低。设计服务业密度核心区在文二路、文三路、莫干山路和湖墅路等城市主干道两侧,尤以主干道交叉口位置集聚最多,说明设计服务企业具有较高的可达性要求,可能是设计服务业经常性地会见客户,因此对交通便利的要求较高。②设计服务业与信息服务业同样具有较强的高校指向性。在文二路、文三路等高校集聚区,设计服务企业集聚度远高于其他区域;下沙高教园、小和山高教园、滨江高教园以及浙大紫金港校区亦是设计服务业集聚的高地。

2.2.3文化休闲旅游业与现代传媒业高密度区位于城区中心休闲娱乐地带。以西湖大道周边为核心(包含省政府所在地、湖滨银泰和凤起路休闲旅游步行街)。向北至西湖文化广场、武林广场,向西至黄龙体育中心,向南至吴山广场、南宋御街,向东至杭州城站火车站。这些地段人流密集,休闲旅游设施较好、氛围浓厚,企业密度均超过50个/km2。外围有钱江新城市民活动中心、滨江区江南大道休闲区和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转塘的之江国际旅游度假区、下沙“金沙湖-高沙-文泽路”地铁站两侧商务休闲等区域,企业密度平均可达23个/km2;而其他市/县/区行政中心附近文化休闲旅游企业亦集聚形成次高密度区。

2.2.4教育培训业高密度区具有极强的教育资源指向性,均位于文教区。教育培训业的发展与教育资源富集度紧密相关,高校集聚地往往是教育培训企业优先选址点。杭州中心城区文三路、学院路和教工路附近区域是杭州传统的文教区,教育培训企业密度达35个/km2以上;而下沙高教园、小和山高教园、浙大紫金港校区、滨江高教园和萧山高教园是教育培训业企业集聚的次密集区。

2.2.5艺术品业和文化会展业集聚于文化艺术氛围浓厚地点。杭州市艺术品协会60%以上会员单位都在上城区,高密度区位于武林小广场和西湖文化广场,其次是吴山广场南宋御街,及西溪国家森林公园附近。艺术品企业呈三种集聚类型:①艺术创作集聚地,如南山路、劳动路、四宜路有近30家艺术画廊,以及玉皇山、凤凰山脚下的艺术家工作室;②艺术品交易集聚地,如吴山古玩城,仁和路11号的杭州古玩城,清河坊、五柳巷历史街区的众多艺术品经营单位等;③艺术品及衍生品研发、销售企业平台。如杭州方丹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等企业集聚地。

2.3杭州市核心区文化创意产业时空演化

2.3.1核心区文化创意产业时空演化。2008年起杭州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品牌发展阶段,故截选2008和2016年杭州文化创意企业数据,利用包含聚类中约68%要素的方法进行标准差椭圆识别集聚区时空演变特征。(1)2008-2016年杭州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各类企业均呈现增长状态,其中信息服务业与设计服务业增长幅度较大。(2)2008-2016年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外拓和分散态势。2008年文创产业标准差椭圆面积27.26km²,2016年标准差椭圆面积为118.56km²。椭圆面积显著增大,反应出文化创意产业显著的外扩趋势。(3)椭圆中心坐标变化不大,表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中心依然位于中心城区核心。椭圆旋转率由55.60°变为53.34°说明8年间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方向有较小变动,南北方向的企业数增加较多。

2.3.2核心区各类文化创意企业分布时空演化。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典型行业均有不同程度外拓与分散态势,新增企业集聚与分散的演变趋势不尽相同。(1)信息服务业在2008年前集聚于文三路区域,以百脑汇科技大厦为核心形成电子信息街,包括阿里巴巴总部、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天堂软件园、东部软件园、西湖数源软件园等,传统文教区等科研机构对于该产业发展起到孵化培育作用。2008年后在城市产业规划引导下,趋于分散,崛起多个集聚区,如浙大科技园、西湖科技园、高新软件园、新加坡杭州科技园、北部软件园、滨江新城、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等。(2)设计服务业在2008年前集聚于上城区与下城区分界处两侧,以庆春区块为核心,辐射至武林广场、南山路和西湖大道沿线区域,其他区域鲜有分布。至2016年,核心区向文三路地带移动,并向周围圈层式扩散,高校指向性日益显著。(3)现代传媒业在2008年前密度核心区位于解放路、庆春路、西湖大道区块,并向西延伸至文三路区块,向南至滨江区块。2016年集聚程度有所降低,向外分散的程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在下沙高教园、萧山高教园形成集聚区。(4)艺术品业与文化会展业。2008年至2016年杭州市艺术品业不仅呈现分散趋势,而且其密度核心区的集聚性呈现显著下降趋势。文化会展业密度核心区由庆春街区逐渐向文三街区移动。(5)文化休闲旅游业,2008年多集中于湖滨银泰、吴山广场、西湖文化广场等区域,2008‐2016年向钱江新城市民活动中心、滨江区块、下沙“金沙湖-高沙-文泽路”地铁站两侧商务休闲等区域扩散。(6)教育培训业2008年的高密度区仅分布在杭州中心城区文三路、学院路和教工路附近区域等传统文教区。至2016年下沙高教园、小和山高教园、浙大紫金港校区、滨江高教园和萧山高教园成长为教育培训企业的新集聚区。

2.3.3核心区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有明显变化。各类文化创意企业的平均最近邻测算结果显示:(1)2008、2016年杭州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均呈现集聚特征,但2016年相比于2008年集聚度降低。2008年全部文化创意产业平均最近邻距离是16.86m,2016年增加到19.83m;2008年各行业平均最近邻距离约在27.21m~426.37m间,2016年各行业平均最近邻距离为36.28m~598.53m。(2)不同行业集聚度不同,集聚度变化亦不同。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特征按照R值和平均最近邻距离划分为强烈、比较和一般集聚三类,其中2008年所有行业中信息服务业和设计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为强烈集聚;艺术品业集聚程度8年间一直最低。2016年信息服务业和设计服务业集聚度减弱,但仍为强烈集聚。2008年文化休闲旅游业为比较集聚,8年后发展为一般集聚。其余三行业(现代传媒、教育培训和文化会展)一直是一般集聚,2016年集聚度下降。

2.4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成因的结构解读

2.4.1城市历史文化层累。杭州是一个具有8000年文明史和5000年建城史的古城,以西湖为中心遗留着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历史古迹等。同时凭借自身发达的丝绸和商业,又得益于大运河和通商口岸孕育了璀璨的丝绸文化和运河文明。近现代依托长三角经济区有利地位,以及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高技术公司发展,杭州诞生了新的互联网文化。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杭州奠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的人文土壤和产业潜力。尤其是运河文明以及运河两侧遗留的工业遗产,吸引了一批充富有创意的人士集聚,开启了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兴起与蓬勃发展的序幕;其他老城区顺势依托旧厂房旧建筑,艺术式改造历史文化风貌区,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而且保存和延续了杭州的历史文脉。

2.4.2人才与科技资源。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高校指向性和智力源指向性,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科技人才和设计人才。艺术设计人才方面,后工业化到来城市内部或边缘工业区被废弃、闲置,艺术设计人才受低廉租金及偏爱安静便利的工作氛围,将旧厂房旧建筑改造成艺术创作室,并逐步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科技人才方面,高校与科研院所不断提供技术创新,并将专利转化为研发成果,继而文化创意的技术催化,破解了创意到商品的“产学研”一体化技术瓶颈。此外,高端管理人才输送也是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杭州文三路区块、滨江高教园及浙大紫金港校区周围密集分布的软件园、科技园和孵化器正是依托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和科技资源,于是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区位邻近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重要规划借鉴与产业-科教互动管治价值。

2.4.3社会基础设施支撑。创意人才对居住、交流、商业、展演、工作等空间及交通设施的需求不同于其他从业者。创意人才更倾向于城市利便性高地:①便捷的交通设施,满足其工作和日常出行需求。杭州市交通主网络由一环三纵五横以及市内地铁1、2、4号线,形成了数个交通设施便捷区域,其分布与文化创意产业密集区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耦合,表明交通便捷度对文化创意企业集聚具有较高影响。②富有启发创造力的工作生活场所环境,弹性、可塑性和人性化的交流、游憩和娱乐空间是文化创意氛围的充要条件。任何创意创新创业活动都需要空间载体,图书馆、剧院、影院、酒吧等文娱场所密集地有助于缄默知识和信息的产生、交流与衍生。③其他优质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服务等也是吸引创意人才的区位因子。杭州的环西湖城市中心区是全市基础设施、优质医疗与教育资源和文娱场所最密集的街区,因而集聚了高密度文化创意企业。

2.4.4政策支持。政策支持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政府主导规划建设创意园,更容易获得融资、税收、用地、人才引进等方面支持,有助于小微型创意企业发展,便于集群形成。杭州浙大科技园、高新软件园、新加坡杭州科技园及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等文化创意产业园顺利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得益于政府参与组建所提供的系列扶持政策。

3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利用2008年和2016年杭州市文化创意企业大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平均最近邻指数等空间统计工具分析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及各行业的集聚特征和时空演变态势,相关结论如下:(1)杭州全域文化创意产业形成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多中心圈层结构。全域呈现多核心聚集式分布,分布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呈圈层式递减;文化创意企业沿交通干线密集且呈连片蔓延形态,密集核心以文三路和学院路为中心,向外围沿着地铁2号线丰潭路至武林广场中和路段扩散递减分布。较中心城区,外围城区文化创意企业集聚规模较小,在县级行政中心附近形成小型密集区。(2)杭州核心九区各类文化创意企业分布存在一定差异性。信息服务业高密度区与全行业分布趋同,且区位指向趋向高校。设计服务业集聚区分布于中心城市主干道两侧,区位指向为智力源密集区;文化休闲旅游业与现代传媒业高密度区位于城区中心休闲娱乐地带;教育培训业高密度区具有极强的教育资源指向性,均位于文教区;艺术品业和文化会展业集聚于文化艺术氛围浓厚街区。(3)杭州市核心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程度有明显变化。2008-2016年杭州市文化创意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各类企业均呈现增长状态,但核心区文化创意企业集聚度明显降低,且不同行业外扩程度不同。其中,信息服务业和设计服务业集聚度最强、艺术品业集聚程度最弱。

3.2讨论

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演变特征表明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空间资源形成合理的产业空间,以及重塑城市空间环境解决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根据杭州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可优化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结构为“两核两轴多组团”的发展格局。可行优化路径是①注重挖掘并利用地方性资源,既要关注实体资源也要关注精神文化资源。将历史文化和工业遗产融入城市建设,实现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拓展了城市文脉。②注重引入文化创意企业,应充分考虑现有产业链各环节的关系和发展方向,以及产业内生动力,拓展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潜力。③满足创意阶层对空间需求的多元化,既保障必要设施均衡布局及特色空间营造,又考量文化创意产业消费者的空间需求。因此,应同步对交通、配套设施、景观等进行空间优化,尤应注重生产性空间、消费性空间和生活性空间同步优化发展。当然本研究仍需要继续深入探讨:(1)尚未刻画与甄别杭州市适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区域,因此评估杭州全域空间适宜性是未来研究重要方向。这既有利于省思现有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分布合理性,又有利于寻求杭州适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空间。(2)基于点数据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亟待完善企业的业务(财税、专利、雇员、产品研发)等属性,构建文化创意企业集群创新网络数据或协同集聚区位数据等,继而定量与定性研究城市创意经济地理。

作者:吴丹丹;马仁锋;张悦;金邑霞;赵一然 单位:宁波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

当代文坛杂志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